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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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谈及罗马衰落的原因时，卡拉卡拉敕令（安扥尼努斯敕令）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将罗马公民权赋予帝国境内除部分边缘群体外几乎所有自由民，这一政策深刻重塑了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法律结构。这无疑为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埋下了伏笔。敕令颁布仅5年后，卡拉卡拉即被刺杀，帝国也旋即陷入长达50年动荡之中。无独有偶，东方的唐帝国在数个世纪后，也实行类似的一个政策。事实上，在唐代，也有类似“普发公民权”的勋官滥发问题。那么，大唐的普发公民权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有人认为，卡拉卡拉因弑弟继位，合法性受质疑，所以才会以这种赐予公民权的方式试图争取民众支持；但也有学者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此次敕令的本意其实是通过公民权的普及来扩大税基，增加中央收入。
然而无论其初衷如何，普发公民权的恶劣影响却极其明显：公民权作为一种带有阶级属性的身份特征，一旦进行普发，其价值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由于公民权成了所有自由民的“标配”，士兵丧失了通过服役去获得公民权的动力，服役积极性大幅下降
事实上，在唐代，也有类似“普发公民权”的勋官滥发问题。唐代勋官体系中各级勋官的名称最早可以追溯至西魏北周。
西魏府兵制最初建立时，为方便府兵系统自上而下管理，设立了极其明确的“戎秩”，其等级自上而下分别为: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仪同三司、四十八仪同三司、九十六大都督。而在大都督之下，还有帅都督、都督两级。自柱国到都督，皆为戎秩。这时的戎秩，为实权领兵的将官。
西魏戎秩中，柱国、大将军地位最高，有参与国政决策的权利，中层戎秩自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可以开设幕府、仪仗等同三公，而最基层的戎秩则是大都督→都督，分别统率千人至百人不等的部队。
但很快，为了筹劳有功之臣，部分官员也被封为柱国大将军、大将军之类，《周书》记载：“自大统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将军外，念贤及王思政亦作大将军。然贤作收陇右，思政出镇河南，并不在领兵之限”。
可见，如念贤及王思政等人虽然被封为大将军，但却并不统兵。这使得周代的戎秩开始有了虚衔性质，即只享受待遇、地位，而无实际执掌。
恭帝三年，宇文泰开始施行六官九命制：“柱国、大将军均正九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均九命;大都督八命。帅都督正七命。都督七命”。
可以说，在此时，如柱国、大将军之类的戎秩，基本已经等同于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具体的职务还需要另外兼领，比如柱国兼刺史。有意思的是，在宇文泰掌权后期，戎秩基本已经跟“戎”毫无关系，如民部尚书柳庆，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纯粹文官，也可以被授予“骠骑大将军”号。
到了隋代，又起了新的变化，隋文帝废北周“戎秩”改为“散实官”（后称“散职”），依旧分十一等，最高阶改称上柱国（正二品）、柱国（从二品），下至都督（正七品）。
以品阶来厘定十一等官无疑让这一制度变得更加规范，但好景不长，隋炀帝继位后，于大业三年（607年）取消十一等勋官，仅保留上柱国至都督的称号，勋官的实际功能被散官（如光禄大夫）取代。
从隋炀帝的表现来看，他本人对于勋官的授予是相当“谨慎”的。或者说，他较为悭吝于对功臣将士们授予勋官。《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唐高祖李渊在反思隋朝覆灭时说“且皇隋败坏，各归于此。雁门解围之效，东都援台之勋，在难即许授大夫，免祸则唯加小尉。所以士无斗志，将有堕心，版荡分崩，至于今日”。
雁门之围时隋炀帝仓皇无比，为激励将士杀敌，下令“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雁门之战结束后，一万七千多将士中得勋官者有一千五百人。
值得诟病的是，隋炀帝授勋标准远远低于围城时的许诺，“一战得第一勋者进一阶，其先无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战得第一勋者至秉义尉,其在行阵而无勋者四战进一阶，亦无赐”。
立信尉是隋炀帝改制后十一阶勋官中的最低阶，与正六品的建节尉之间还隔着“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六个等阶，“无戎秩者止得立信尉”显然与之前“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的许诺相差巨大。
实事求是的讲，隋炀帝“在难即许授大夫，免祸则唯加小尉”的这种做法的确让人寒心。不过，一万七千多人中一千五百人受勋官，这一比例是否算少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至于唐高祖之所以会屡屡diss隋炀帝授勋吝啬，或许是因为他在勋官的授予上“过于大方”了。
李渊太原起兵时并非一帆风水，他的诸多黑历史也和他此段经历的曲折有着不小的联系，大业十二年，李渊“率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北备边朔……帝（李渊）与仁恭两军兵马不越五千余人”，这五千余兵马绝大部分是太原与马邑地区的府兵。次年，李渊讨伐历山飞，“贼党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
这包括府兵和义军在内的数万人本应是其起兵时最早的基本盘，然而突厥“数侵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将兵与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违帝指踪，遂为突厥所败”。这次大败甚至惊动了远在江都的隋炀帝，炀帝差点“以渊与王仁恭不能御寇，遣使者执诣江都”。可以想见，其损失之惨重。
正因如此，当刘武周进逼太原时，李渊不得已违背禁令，私自募兵，“旬日之顷，少长得数千人”。但新募之兵不堪一战，突厥来犯时“遣首贼帅王康达率其所部千余人，与志杰府鹰扬郎将杨毛等”出战突厥。
面对骑兵兵锋，这支旧班底也损失殆尽。这就导致在太原起兵时，李渊几乎是千方百计的去扩充自己的兵力，为此，他不得不向来投的各方许以高官厚禄。
“岂有矢石之间，不辨贵贱，庸勋之次，便有差等，以此论功，将何以劝！……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
“义士等各以名到先后为次第，泛加宣惠（正七品）、绥德（从七品）二尉官”；
“有关中人欲还者，即授五品散官放还……自是以后，未归附者，无问乡村堡坞，贤愚贵贱，咸遣书招慰之，无有不至。其来诣军者，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优待无疑都是以勋官作为筹码而做出的。唐朝建立之初对于勋官的授予习惯无疑会极大程度地影响之后的继任者。
武德七年，李渊再次改订官阶，勋官也再次更名，如“上柱国”、“柱国”之类的称呼再次回归，新的勋官的品阶被定格在了正二品与从七品上之间，品阶有了明显的下降，《职官二》:
“凡勋，十有二转为上柱国，比正二品。十有一转为柱国比从二品。十转为上护军，比正三品。九转为护军，比从三品。八转为上轻车都尉，比正四品。七转为轻车都尉比从四品。六转为上骑都尉，比正五品。五转为骑都尉，比从五品。四转为骁骑尉，比正六品，三转为飞骑尉，比从六品。二转为云骑尉，比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比从七品。”
自此，勋官成为专门酬答将士军功的专属位阶。
其实从武德七年改制之后的勋官品阶也能看出来，唐代勋官作为军功奖励，已经和北周、隋代时有所不同，其获得门槛已经大幅降低。
周、隋以降，官员的官职，其实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体系：散官，职事官，封爵，以及勋官。除爵位较为少见外，唐代散官用于彰显品阶和序列，职事官才能确定官员真正的差事和掌握的职权，而勋官作为军功体系的结果，并不能真正替代职事官和散官。
也正因为如此，勋官虽然名为“官”，但和真正意义上的官员却不能等而化之。只不过，有赖于唐朝初年浓重的尚武风气，此时勋官之待遇和地位可谓优渥。
勋官可以免除交纳租庸调:“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后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级者，皆免课役。”
除此以外，勋官可以依据自身品阶，获得相应的土地:“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户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五顷，顷车都尉七顷......云骑尉六十亩。”
除此以外，勋官还可以通过铨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散官或者职事官，《新唐书》记载:
“凡勋官九百人，无职任者，番上于兵部，视远近为十二番，以强干者为番头，留宿卫者为番月上。外州分五番，主城门、仓库，执刀。上柱国以下番上四年，骁骑尉以下番上五年，简于兵部，授散官。
“凡勋官选者，上柱国，正六品叙，六品而下，递降一阶，骁骑尉、武骑尉，从九品上叙。”
这种政治特权还可以门荫子孙，勋官之子可以通过番上和纳资的方式入仕，只不过，二品、三品勋官仅等同于职事官五品子条件，这无疑也在无形中限制了勋官子弟入仕的渠道。
不过，勋官作为单纯为了酬答军功而设立的官制，在战事激烈的时期就很容易出现滥发的问题。太宗，勋官泛滥就已然初现苗头。征高句丽时，为了激励出征将士士气，“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
高宗咸亨五年，“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光宅元年，“又比来诸道军行，叙勋多滥，或端居不出，以货买勋，真伪相蒙，深为巨蠹。”
对于唐廷而言，勋官待遇的兑现并非即时的，但其鼓励士气的效果却立竿见影，和直接赏赐钱粮布帛相比，这种类似于“分期付款”的方式当然就越用越顺手。而到了高宗、武则天时代，勋官这种军功官阶又逐渐成为统治者拉拢朝臣的手段之一。
证圣元年，刘知几曾因为勋官滥授的问题上书皇帝，“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无功获赏，徼幸实深。其厘务当官，尸素尤众，每论说官途，规求仕进，不希考第取达，唯拟遭遇便迁。或言少一品未脱碧衣，待一阶方被朱服，遂乃早求笏带，先办衫袍。今日御则天门，必是加勋一转；明日飨宣阳观，多应赐给一班。”
唐代勋官之滥授，到天宝年间已经达到了夸张的地步。学者傅玫曾经对天宝年间敦煌县六个乡的差科薄进行统计。六个乡中，勋官在中男以上男子中所占比例平均为18%。
虽然敦煌地处西北边陲.因有镇守边疆满五年就可酬勋五转的规定，勋官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即使如此，全国勋官数量之多、比例之高依然可见一斑。日本学者野开三郎西村元佑认为唐玄宗时期七、八百万全体课税壮丁中，包括勋官的免课壮丁达到150万人以上，而西村元佑的看法更为激进，认为唐玄宗时期全体壮丁中的大约35％是勋官被授予者。
如此庞大的群体，想要按照唐律百分百的享受免役、勋田或者铨选，无疑成为了一种奢望。
滥授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影响。勋官制度的本质是在塑造一个军功阶层。然而当这一阶层人数过多，在大蛋糕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个体所能获得的收益自然就大大减少了。
就拿勋官授田来说，前面提到，上柱国为30顷,以下逐级递减，至云骑尉、武骑尉为60亩，比照均田制度每丁百亩，其待遇无疑相当优厚。但是根据现代学者对于敦煌户籍残卷的考证，勋田的授予很少有足额配备的。
事实上，不仅勋田如此，均田制的实行情况同样如此，从现存的籍帐看,几乎不存在完全按令授足土地的情况。如西州之类的狭乡（人多地少的地区）,土地的还授实际上是以每丁10亩的标准进行的。而在宽乡（田地较为宽裕的地区）,土地授予率还略微好一些，能达到均田令所规定的30-4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官僚贵族阶层同样在侵润着勋田的基本盘，这是因为这些形势之家中的官员、贵族多有勋官傍身，其勋级又往往颇高，这又为他们广占田地提供了合法理由。
至于勋官们免除租庸调的特权，也因为授官群体的日益庞大变成了一个笑话。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唐律令，勋官虽然可以免除课役、正役和杂瑶，但实际上还需要服色役。
色役是一种特殊的役种。其本身就是针对勋官和匠户等人的特殊劳役。事实上，普通百姓若被征色役，本就可以免除课役。据此，《唐代勋官的实际意义》一文认为“勋官从中得到的实际利益并不象律令表明的那样大。”
不过，这里仍需要解释的一点在于，虽然同样需要服色役，勋官和白丁能选取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在勋官滥发尚不严重之时，朝廷颇为重视勋官的地位。
如在选拔州县的仓督或市令时，“取勋官五品以上职资九品者,若无通取勋官六品以下,仓督取家口重大者为之……”(《唐六典》);在选任里正和县司时，“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至于一些地位低下的贱职,则只选任白丁充任。
《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的作者王永兴对敦煌唐代差科簿中26种色役进行归类，按服役者身份将色役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官吏，又分为贵族和非贵族，包括三卫、亲事帐内、散官、勋官等；第二类服役者身份是良民，包括防、庶仆、白直、事力、仗身、幕士、执衣、门夫、杂匠等；
第三类服役者的身份是贱民，有番户、杂户、乐工、兽医、骗马、调马、群头、栽接等。可见，唐廷是通过为勋官挑选比白丁优越业种的方式，保证了勋官在役制上的特权地位。
可惜的是，在勋官“通货膨胀”的时候，这种选择上的优待同样也就不能保持了。
“授勋者动盈万计。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当勋官贬值至名不副实，其政治地位也就无从谈起了。
勋官入仕的道路在天宝后也越加艰难。原来，勋官虽然不能直接入仕，但只要继续番上轮值就能取得铨选资格。但在天宝时代，番上轮值的时间越来越长不说，铨选时对于勋官的文化、时务经验要求越来越高。勋官出身者也被层层限制，“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之后，这一限制甚至被加码至五品。
昔日隋朝大将韩擒虎的人生理想是“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唐高宗时期，刘仁轨并子侄三人都是上柱国，其居所所在被称作是乐城乡三柱里。而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前夕，一位名为张无价的昭武校尉（正六品上阶），早早的就因军功被授予“上柱国”勋阶。
至于此时正六品昭武校尉的含金量？基本上约等于无。这时不仅勋官滥授，像昭武校尉这类的武散官官位也是大批发。据《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为自己麾下士兵请功，曾经一次性“超授将军者（从三品以上）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从四品）二千余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被韩擒虎视为追求目标的上柱国完全成为虚名，“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勋官已经不再是出任散、 职官的正途，勋田、门荫也越发艰难，对于部分百姓而言，从军已经难见出头之日。而均田制的破坏更是进一步挖空了大唐的兵员基础。为逃避兵役，中产以下农户“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而“人身少壮， 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曾经支撑起大唐盛世的府兵制，也就此土崩瓦解。
参考文献：
1、余新忠《唐代勋官的实际意义》
2、杨卢瞳《唐代勋官入仕与社会流动》
3、马志立《唐代勋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4、李家男《唐代折冲府府兵研究》
5、李兆宇《从“渐及朝流”到“专酬战士”_唐代勋官演变考论》
6、吕博《践更之卒,俱授官名——“唐天宝十载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告身”出现的历史背景》
7、孙俊《唐代的农民参军与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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